凌晨四点十七分，桂承风被冻醒了。
倒不是三月的岭南真有多冷，而是他身下那张凉席实在薄得过分，水泥地上的寒气毫无阻碍地渗上来，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骨头缝里凿井。他翻了个身，后脑勺磕在墙皮上，簌簌掉下一片白灰。
“得，又该交房租了。”他嘟囔了一句，声音在空荡荡的出租屋里显得格外清醒。
屋子不大，十二个平方，塞下一张床一张桌一个塑料凳子后基本就转不开身。墙角堆着几箱方便面，桌上是半包红双喜和一只缺了口的搪瓷缸子。窗帘是上一任租客留下的，印着褪色的牡丹花，拉不严实，总有那么一道缝，漏进街对面的霓虹灯光。
桂承风坐起来，揉了揉发酸的肩膀。昨天在劳务市场蹲了一天，只接到一个搬家的零活，挣了八十块钱。东家是个刻薄的中年妇女，嫌他手脚慢，硬是扣了二十，最后扔下一句“你们这种人就是懒”扬长而去。
他当时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终还是咽回去了。不是不敢，是没力气。
不值得。
这是他这些年学会的最重要的道理——不是所有拳头都要挥出去，不是所有委屈都要当场清算。有时候，咽下去，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手机震了一下，屏幕亮起来，是一条银行短信：余额312.7元。
“挺好，”他把手机扣回去，对着空气说，“比昨天多了六十。”
洗漱是不存在的，他拿搪瓷缸子接了半杯自来水，灌了一口，漱漱吐在门口的下水道里。冷水激得牙发酸，倒是彻底清醒了。镜子里映出一张年轻的脸，二十四岁，眉眼生得周正，但瘦，颧骨微微凸起，下颌线条锋利得像刀裁出来的。头发是自己拿推子推的，长短不齐，好在黑得发亮，倒也不显得太寒碜。
他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披上，出门。
凌晨的老街还在沉睡，空气里有湿的雾气，混着早点摊子即将开火的煤炉味。桂承风穿过巷子，路过王婶的早餐铺时，里面已经亮起了灯。
“小风啊？”王婶的声音从蒸笼的热气里传出来，“又来这么早？等着，马上好。”
“王婶，今儿不吃了，省一顿。”
“省什么省，你给我站那儿。”王婶掀开蒸笼，麻利地夹了两个包子，用塑料袋兜着塞他手里，“拿着，不要钱。你要是敢给我放回去，我跟你急。”
桂承风笑了，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得嘞，那我就不客气了。王婶您这包子，比我亲妈包的都香。”
“少贫嘴，赶紧吃，凉了就不好了。”王婶摆摆手，又去忙活了。
他蹲在路边，咬了一口包子，是萝卜丝肉馅的，热腾腾的汤汁溢出来，烫得他直吸气。心里有个地方暖了一下，像是快要熄灭的炉子里被人塞进了一块炭。
这世上还是有好人的。
老街虽然破，虽然偏，虽然蹲在城市的角落里无人问津，但这里有王婶，有修鞋的老刘，有收废品的孙大爷。这些人活得比他还不容易，却总能在口袋里摸出点什么分给他。
桂承风吃完包子，把塑料袋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口袋，往劳务市场走去。
天还没大亮，劳务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说是市场，其实就是一条断头路的两侧，挤满了等活的人。男男女女，年龄从二十出头到五六十不等，穿着各色工装，手里拿着工具或者脆什么都不拿，就那么站着，蹲着，靠着墙，眼睛盯着每一个路过的车辆。
桂承风找了个熟悉的位置蹲下来，旁边是认识的几个工友。
“哟，小风来了。”老周叼着烟，冲他点点头，“昨天听说你被扣钱了？那老娘们儿也太不是东西了。”
“算了，”桂承风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红双喜，给老周递了一，“当破财消灾。”
“你倒是想得开。”老周接过烟，凑着烟头点着，吸了一口，“今儿要有好活我喊你。”
“谢了周哥。”
桂承风蹲在马路牙子上，眯着眼睛看天光一点一点亮起来。城市的轮廓在天际线上逐渐清晰，远处的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初升的太阳，金灿灿的，像是另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离他很远。
他没什么学历，高中没念完就出来了。不是念不起，是不想念了。父亲走了之后，家里就剩下母亲一个人撑着，那点微薄的收入连交学费都勉强，更别提生活。他是长子，底下还有一个妹妹，于情于理，他都该站出来。
十六岁出来打工，什么都过。工地搬砖，餐馆洗碗，快递分拣，保安，仓库理货，流水线装配。八年时间，换了十几份工作，攒下的钱全寄回了家，自己兜里永远只留够吃饭的钱。
母亲的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妹妹还在念大学，这些都是他扛在肩上的东西。他不觉得苦，只是有时候夜里睡不着，会想起父亲。
桂承风的父亲叫桂建军，是个木匠，手艺好，人也厚道，十里八乡都认得。八年前，他在城里一个工地上活，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没抢救过来。
工地赔了十二万，据说还是看在他“老实人”的份上多给了些。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拿着那笔钱还了家里的债，剩下的全存着，说是要给妹妹念书。
桂承风当时就觉着不对劲。父亲了二十多年木工，手脚利索得很，怎么可能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但那时候他才十六岁，没人把他的疑问当回事，他也没能力去查。
直到去年，母亲在电话里无意间说了一句：“你爸当年那个工地，好像是什么集团的，姓顾的老板。”
姓顾的老板。
这个姓氏像一刺，扎在桂承风的脑子里，怎么也拔不出来。
“小风？小风！”老周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发什么呆呢？来活了！”
桂承风猛地站起来，腿有些麻，差点没站稳。他顺着老周指的方向看去，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路口，车窗摇下来，探出一张圆脸。
“要四个人，搬建材，一天一百五，结。”圆脸男人喊了一嗓子。
呼啦一下围上去十几个人。桂承风没急着挤，等前面的人散了，才慢悠悠走过去。
“还缺人不？”他问。
圆脸男人上下打量他一眼：“你？行，看着挺利索，上车。”
面包车拉着他们穿过半个城市，到了一处正在装修的写字楼。活儿不重，就是把一卡车的板材从楼下搬上三楼。桂承风惯了力气活，扛起一捆板材比谁都利索，上下楼不带喘的。
旁边一个胖子吭哧吭哧扛了一块，脸涨得通红，看见桂承风跟没事人似的，忍不住说：“兄弟，你不累啊？”
“累，”桂承风笑着说，“但我这人有个优点，能装。”
胖子被他逗乐了，差点没把板材扔出去。
到中午，活儿就差不多了。圆脸男人痛快地结了钱，每人一百五，还多给了二十块午饭钱。桂承风拿着钱，心里盘算着，这一百七加上兜里的，能撑一阵子了。
正要走，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喂？”
“请问是桂承风先生吗？”对方的声音客气但生硬，像是照着稿子念的。
“我是，您哪位？”
“我是宏达实业的行政部，我姓刘。我们在招聘网站上看到您的简历，想邀请您来面试，请问您明天上午方便吗？”
桂承风愣了一下。
他确实在网上投过简历，但那是一个月前的事了，投了几十份，石沉大海，他早就忘了。宏达实业他听说过，是个做五金加工的小厂子，不大，但在本地有些年头了。
“方便的，方便的。”他说。
“那好，明天上午十点，您带上身份证和简历，来我们公司就行。地址我稍后发到您手机上。”
挂了电话，桂承风站在马路牙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心里有些恍惚。
面试。
这词儿离他有点远。这些年的都是零活，谁要人就上，完拿钱走人，从没正儿八经地面试过。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工装，袖口磨得起了毛，领子上还有洗不掉的汗渍。
得买件像样的衣服。
他走进路边一家批发市场，转了半小时，花六十块钱买了件深蓝色的衬衫，又花了二十块钱在地摊上挑了条西裤。没有镜子，他就用手比划了一下，觉着应该还行。
晚上回到出租屋，他把新衣服试穿了一下。衬衫大了半号，显得人更瘦了，但胜在颜色精神，倒也不难看。他对着窗户玻璃照了照，忽然笑了。
“桂承风啊桂承风，”他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你这样子，像是去相亲的。”
笑完之后，他坐在床边，掏出那半包红双喜，点了一。
烟雾缭绕中，他想起了父亲。
如果父亲还在，会怎么说？大概会拍拍他的肩膀，用那口浓重的乡音说：“风仔，好好，别丢老桂家的脸。”
桂建军一辈子老实巴交，从没过一件亏心事。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做人要对得起良心，做事要守得住底线。”
这句话，桂承风记了八年。
他把烟掐灭，躺回床上。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展翅的鸟。他看着那只“鸟”，慢慢地，眼皮沉了下去。
明天，是新的一天。
新的工作，新的开始，也许还有新的机会，去查清楚当年的事。
父亲是怎么死的，那个“顾老板”又是谁，这些谜团压在心底太久了，久到他以为已经忘了，却总在某个深夜浮上来，像水底的暗流，无声无息却力量惊人。
窗外，城市的灯火彻夜不熄。
远处的高楼上，有某个集团的Logo亮着蓝色的光，“鼎丰集团”四个字在夜色中格外醒目。
桂承风不知道的是，这个名字，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与他的人生紧紧纠缠在一起。
而现在，他只是这座城市角落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揣着三百多块钱和一件新买的衬衫，在破旧的出租屋里，做着一个关于明天的梦。
梦里有父亲的笑容，有母亲熬的粥，有妹妹喊的那声“哥”。
还有风。
长风吹过，桂香满城。
他不知道的是，这阵风，才刚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