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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负责外科，我们缺能做手术的人。”
“我知道。”
“你的腿没事吧？”
“不影响我拿手术刀。”
他点点头，没再提。
帐篷医院比我想象的简陋。
三张行军床拼成的手术台，一个的机器，两个洗手池。
我把假肢和拐杖放进铁柜后躺在床上，左腿又痛了。
我坐起来，打开行李箱，里面除了必用品和医疗器械，只有一个东西：年糕的项圈。
白色的皮质项圈，上面还有几猫毛。
我把它攥在手里，内心的信念坚定起来。
第二天清晨五点，我被爆炸声惊醒。
我连忙穿好衣服，单腿跳着到手术室，已经开始有伤员送来。
第一个是个十二岁的男孩，腹部弹片伤。
我戴上手套，站上垫高的木板。
三小时的手术，我站着做完了。
右腿比筛子还要抖，汗水浸透手术服，但手比任何时候都稳。
缝合最后一针时，太阳正好升到帐篷顶，光线从缝隙里漏进来，照在男孩的口。
他活下来了。
我摘下口罩，走到帐篷外，点了一支烟。
皮埃尔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
“做得不错，你看起来像是已经了最少十年。”
“我在国内是骨科医生，我的经验远远不止十年”
“你的腿也是事故？”
“不是。”
我吐出一口烟。
“是被人偷走的。”
他愣了一下，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开了。
一周后的深夜，我在值夜班。
卫星电话突然响了，是组织总部的转接。
“陆医生，有个国内来的电话，对方坚持要找你。”
“还说是你的丈夫。”
我给的简历填的未婚，我沉默了几秒后。
“是骗子，直接挂了吧。”
“他说他知道你在听，他说他找到了你的腿。”
我挂断电话，拔掉电话线。
但第二天，包裹到了。
通过国际红十字会转运，是一个医用冷藏箱。
我盯着那个箱子看了很久，才打开。
里面是一截骨头。
人的腿骨，已经被做成标本。
附带的纸条上是谢辞深的字迹，再也看不出从前的端正，潦草的几乎忍不住。
“淼淼，我还给你，求你接电话。”
我把箱子合上，交给皮埃尔。
“医疗垃圾，处理掉。”
“确定？”
“确定。”
那天晚上，我发起了高烧。
基地的药品紧缺，我硬扛了三天。
高烧中我做了很多梦，梦见谢辞深站在手术台边，年糕在车轮下惨叫。
第四天烧退时，皮埃尔告诉我，国内有记者想采访我，关于举报信的后续。
“谢辞深被吊销医师执照了。”
皮埃尔显然去查了新闻。
“苏小小也是，还有，那个老人的死，谢辞深承认是他帮苏小小掩盖了医疗事故。”
我躺在行军床上，听着帐篷外风沙拍打帆布的声音。
“还有呢？”
“他来了。”
皮埃尔递给我一杯水。
“昨天到的，在镇上的旅馆。”
我接过水杯，没说话。
“需要我拦着他吗？”
“不用，他应该进不了基地。”
但下午，我正在帐篷里给一个孩子拆线，帘子被掀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