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水寒是被一盆冷水浇醒的。
水从头顶灌下来的时候，她以为自己在做梦。冰凉的液体顺着头发淌进领口，激得她浑身一颤，猛地从床上弹起来。眼睛还没睁开，鼻腔先呛进了一口水，辛辣的，带着铁锈味——不是清水，是水管里放出来的那种浑浊的自来水。
“起来。”
一个男人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刮过铁皮。
萧水寒睁开眼。萧志国站在床边，手里提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盆，盆底还在往下滴水。他身上的酒气隔了两步远都能把人熏一个跟头，眼白布满血丝，像一张被揉皱的红白格子布。他的目光从她脸上扫过去，没有任何停留，就像在看一件家具。
“几点了？”萧水寒的声音有些哑，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你管几点？”萧志国把塑料盆往地上一扔，盆了两下，发出一声空洞的响，“你被开除了，你还管几点？”
萧水寒的脑子在这一刻彻底清醒了。
开除。对，昨天的事。德育主任周明德站在校门口，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那张盖了红章的处分决定甩到她脸上，说她是“害群之马”，说她“到哪儿都是垃圾”。她攥着那张纸站在铁门前，保安老李头用一种介于同情和幸灾乐祸之间的眼神看着她，进出的学生们窃窃私语，像一群苍蝇围着一块腐烂的肉。
她没做那些事。她没打那个初一新生，她是在救她。那三个高年级女生把那个瘦小的女孩堵在厕所里扇耳光、拿烟头烫她的胳膊，萧水寒推门进去的时候，她们正在扒那个女孩的衣服。她出手制止了，为此挨了一砖头，后脑勺缝了七针。
一个星期后，她的照片上了江州新闻。标题是——江州七中发生严重校园霸凌事件，施暴者已被开除。
施暴者。
萧水寒坐在床边，身上的水还在往下滴，把床单洇出一片深色的水渍。她没有看萧志国，目光落在那面斑驳的墙壁上，墙皮脱落了一大块，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形状像一张扭曲的人脸。
“我跟你说话呢！”萧志国提高了音量，酒精让他的声音变得又尖又利，像一把钝刀在玻璃上刮，“你聋了？”
“听见了。”萧水寒说。
“听见了你就这个态度？”萧志国往前走了一步，萧水寒的眼角余光捕捉到了他攥紧的拳头。她太熟悉这个动作了，熟悉到只要那个拳头出现在她的视野里，她的身体就会自动进入某种待机状态——肌肉绷紧，呼吸变浅，注意力集中在对方的肩膀和肘部，随时准备躲闪。
拳头没有落下来。萧志国攥了两下，松开了，转身走到门口，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像一棵快要倒下去的枯树。
“你妈要是还活着，看到你这个样子，非气死不可。”
他说完这句话就走了。门没有关，走廊里传来他趿拉着拖鞋走远的脚步声，一声一声，拖沓而沉闷，像某种笨重的动物在泥地里挪动。
萧水寒坐在床上，一动不动。
你妈要是还活着。
她活着的时候，你也没有对她好过。这句话卡在喉咙里，最终没有说出口。说了也没用，萧志国不会记得，他喝完酒之后说的话，第二天连标点符号都想不起来。
她站起来，把湿透的睡衣脱掉，换上一件净的长袖T恤和一条牛仔裤。衣服是去年在批发市场买的，三十块钱两件，洗了太多次，领口松垮垮地耷拉着，露出锁骨下面一道淡粉色的旧疤痕——那是萧志国三年前用啤酒瓶砸的，缝了四针，疤褪不掉，像一条蜈蚣趴在她口。
她把湿漉漉的头发拧，用一黑色皮筋扎成马尾，露出整张脸。镜子挂在门后面，十五块钱一块的那种，边角的银粉已经脱落了，照出来的人影有些变形。她看着镜子里那张脸——十七岁，颧骨有些高，下巴尖尖的，嘴唇因为缺水上了一层白色的皮，眼睛下面是两团抹不开的乌青。这张脸说不上好看，也说不上难看，就是那种在街上擦肩而过你不会多看第二眼的脸。
但此刻这张脸上有一种不属于十七岁的东西。不是皱纹，不是沧桑，是一种更深层的、被生活反复碾压之后留下的痕迹，像一块石头被水流冲刷了太久，表面变得光滑而坚硬。
手机震动了。她拿起来看了一眼，是一条短信，号码不在通讯录里。
“萧水寒，我是陆深。你母亲的死不是意外。明天下午三点，城南废旧工厂，我等你。来不来随你，但有些事，你该知道了。”
萧水寒盯着这条短信看了很久。
她的第一反应不是震惊，不是恐惧，甚至不是好奇。是一种更原始的、近乎本能的东西——像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太久，突然看见远处有一点光。她不知道那光是出口还是火车头，但她的脚已经不由自主地朝那个方向迈了出去。
她删掉了这条短信，把手机揣进裤兜，走到窗边。
城南棚户区的全景从这扇窗户里铺展开来，像一幅打了太多补丁的旧画。低矮的房屋挤在一起，屋顶上铺着各色的铁皮、油毡、石棉瓦，五颜六色，像一块巨大的百衲衣。巷子窄得连三轮车都过不去，电线在头顶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晾晒的衣服在风中猎猎作响，像一面面疲惫的旗帜。
这里是江州市最廉价的落脚点，住着这座城市最底层的人——拆迁户、拾荒者、外卖骑手、保洁阿姨、得了慢性病的老人、交不起房租的年轻人。他们挤在这片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像沙子一样被命运筛到了同一个地方。
萧水寒在这里住了十七年。
她的母亲陈秀兰七年前从一栋废弃的烂尾楼上跳了下去，官方结论是自。萧水寒当时十岁，在城南小学读四年级。那天下午，班主任把她从教室里叫出去，校门口站着一个穿制服的警察，蹲下来对她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她记了七年，一个字都没有忘记——
“你妈妈出事了，跟叔叔走一趟。”
她没有哭。不是因为坚强，是因为她本不相信。她不相信母亲会丢下她去死，不相信那个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给她做早饭、把她搂在怀里哼老掉牙的歌谣、在暴雨天蹚着没过膝盖的脏水背着她去上学的女人，会选择从十八楼跳下去。
但所有人都告诉她，那是真的。警察说是真的，老师说是真的，邻居说是真的，连萧志国都说是真的。他们在她母亲的死亡证明上写了“自”两个字，然后合上文件夹，盖上章，一切就结束了。
没有调查，没有追问，没有人在意一个城南棚户区的女人为什么会出现在一栋废弃的烂尾楼上，为什么会在深夜从那里跳下去，为什么跳下去之前连一个电话、一条短信、一个字都没有给她留下。
七年了。
萧水寒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从枕头下面摸出一个巴掌大的铁盒子。盒子是某品牌月饼的包装盒，铁皮很薄，盖子已经盖不严了，她用一橡皮筋箍着。打开来，里面只有一样东西——一张一寸照片，边角已经磨圆了，画面褪色得厉害，但还能看清那张脸：年轻的女人，碎花衬衫，齐耳短发，嘴角微微上扬，笑得含蓄而温暖。
她把照片拿出来，贴在口，闭上眼睛。
明天下午三点，城南废旧工厂。
她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地址。她知道那地方，城南的人管它叫“鬼厂”，荒废了十几年，铁门锈得快要散架了，厂房里堆满了垃圾和老鼠屎，没有人在意那个地方，就像没有人在意城南一样。
她不知道陆深是谁，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找她，不知道他说的“不是意外”是什么意思。但她知道一件事——她必须去。不是因为好奇，不是因为冲动，是因为那个人提到了她的母亲。七年了，这是第一次有人对她说“你母亲的死不是意外”。
这七个字比任何证据都更有力量。
萧水寒把照片放回铁盒，用橡皮筋箍好，塞回枕头下面。她看了看时间，上午九点。距离明天下午三点还有三十个小时。三十个小时，够她做很多准备，也够她想清楚一件事——如果陆深说的是真的，如果母亲的死真的不是意外，那她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她不知道答案。但她知道，无论如何，她都不会退缩。
窗外的城南在晨光中慢慢醒来。有人在巷子里咳嗽，有狗在叫，有婴儿在哭，有女人用方言骂孩子。这些声音嘈杂、琐碎、毫无诗意，却是她十七年来最熟悉的声音。这片破败的、拥挤的、被所有人遗忘的土地，是她的。她不知道这还能扎多久，但她知道，只要它还在地里，她就还有地方可以回去。
萧水寒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把拉链拉到最顶端，遮住了锁骨下面的那道疤痕。她把手机、钥匙、和身上仅剩的八十七块钱装进口袋，推开了那扇铁皮包裹的木门。
楼梯上的灯又坏了，楼道里黑黢黢的，她扶着墙壁一步一步往下走，指尖摸到墙上坑坑洼洼的凹痕，那些凹痕是这栋楼里每一个住户在黑暗中摸索时留下的痕迹，积月累，像某种古老的岩画。
走出单元门的时候，阳光刺得她眯了一下眼睛。
她站在那片阳光里，仰起头，闭上眼，让光落在她的脸上。十一月的太阳不算烈，但足够暖，足够把一夜的寒意从骨缝里出来。她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煤烟的味道、有早餐铺炸油条的味道、有昨夜雨水蒸发的味道。
明天下午三点。
她睁开眼睛，朝巷口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