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方远U盘的第三天，萧水寒发现有人在跟踪她。
起初她以为是错觉。走出家门的时候，巷口有个穿黑色棉服的男人在打电话，她没在意。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同一张脸出现在马路对面，手里多了一杯豆浆，低着头好像在等车。等她上了公交车，透过后车窗，她看见那辆黑色轿车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隔了三四辆车，像一个耐心的影子。
她没有慌。陆深教过她——被跟踪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回头。你一回头的那个动作，比任何证据都更能告诉对方“你已经被发现了”。你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按原计划走，同时在心里画地图，记住每一个拐弯、每一个路口、每一个可以甩掉尾巴的机会。
她在下一站下了车，走进一家生意火爆的早餐店。人挤人，她把棉服脱了反过来穿——深蓝色那面翻过来变成了灰色，又从一个卖煎饼的大妈那里借了一顶毛线帽子，从后门溜了出去。
黑色轿车还停在早餐店门口，车窗摇下来一条缝，那个男人正在抽烟，目光锁定在早餐店的正门。
萧水寒低着头，混进人群里，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巷子。
她开始跑。
不是那种慌张的、没头苍蝇似的跑，而是陆深教过她的那种跑——压低头，步子放轻，沿着墙壁走，利用每一个拐角和每一个遮蔽物。她从巷子穿到另一条街，从那条街翻过一个铁栅栏，从一个废弃的停车场绕到了废旧工厂的后门。
推开铁门的时候，陆深正蹲在地上擦一把扳手。他抬头看见她的样子——头发从帽子里散出来半截，脸颊通红，喘得像跑了五公里——立刻站了起来。
“被跟了？”
“甩掉了。”萧水寒把帽子和反穿的棉服扯下来，撑着膝盖大口喘气，“沈越的人。黑色轿车，车牌号我记下来了。”她报出一串数字，陆深在手机上记了下来。
“他们已经不装了。”陆深把扳手放到一边，语气比平时沉了几分，“方远的东西一丢，沈越肯定已经知道了。他现在不是在试探，是在确认我们的位置和行动规律。确认完了，就会动手。”
萧水寒直起身，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她看着陆深，发现他的表情和平时不太一样——平时他永远是那副“天塌下来我顶着”的样子，但今天他眉心那道皱纹比以前更深了，嘴唇也有些裂，像是在短时间内承受了某种超负荷的压力。
“出了什么事？”她问。
陆深沉默了几秒，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一条新闻递给她。屏幕上是一则昨天发布的市政府公告，标题很长，用词考究，但翻译成大白话只有一句话——城南棚户区拆迁通过最终审批，所有住户须在十五内完成搬迁，逾期将依法强制执行。
十五。
萧水寒盯着那个数字，脑子里飞速运转。十五，不是三十，不是“另行通知”，是板上钉钉的十五。这意味着沈越已经打通了最后一层关系，意味着她住的那间铁皮包裹的木门、那条仄的巷子、那棵歪脖子槐树、那个她摔过无数次跤的坑洼路面——所有这一切，将在十五天后变成一片废墟。
“还有一件事。”陆深的声音把她的思绪拉了回来，“方远失联了。”
萧水寒猛地抬起头：“什么？”
“前天开始，他的电话打不通，家里没人，公司说他请了长假。赵铁军那边也传来消息——沈越会所最近几天加强了戒备，安保人员翻了一倍，方远的办公室被清空了，所有东西都不见了。”
“沈越对他动手了？”
“不确定。”陆深把手机收回去，“方远那个人，比狐狸还精。他有可能被沈越控制住了，也有可能自己跑了。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再指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东西了。”
萧水寒靠在墙上，闭上眼。她能感觉到时间的重量，像一堵墙一样从四面八方压过来。十五天，她只有十五天了。十五天之内，她必须找到沈越人的铁证，必须让检察院立案，必须在城南变成废墟之前完成这一切。
否则，母亲就真的被埋在那片废墟下面了，永远。
“我们把东西整理一下。”她睁开眼，声音比刚才稳了很多，“方远给的那个U盘，我们还没看完。也许里面还有我们漏掉的东西。”
陆深点了一下头，从铁皮柜里取出那台旧笔记本电脑。
方远的U盘里装的东西比他们预想的要多得多。除了那段录音和那段视频，还有沈越这些年来向各级官员行贿的转账记录，每一笔都有时间、金额、银行账号、经手人，做得比任何一家公司的财务账目都要精细。除此之外，还有上百封邮件往来，从规划审批到土地拍卖，从拆迁补偿到验收，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里清晰地浮现出来。
萧水寒一条一条地看，眼睛酸得流泪了也不肯停。她不是在找证据——这些东西已经足够把沈越送进监狱了，只要有人愿意看。她是在找一样别的东西，一样她在那个笔记本里读到过、在母亲的字里行间感受过、却始终没有在这堆冰冷的数字和文件里找到的东西。
她想找到母亲还活着的痕迹。
不是作为受害者，不是作为案件编号，不是作为“陈秀兰坠楼案”中的那个“陈秀兰”——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会笑会哭会怕的人。
翻了整整三个小时，她终于在一封邮件的附件里找到了。
是一张照片。
照片拍得很模糊，像素很低，像是用很多年前的翻盖手机拍的。但萧水寒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坐在床边的小女孩——梳着两个羊角辫，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手里举着一个断了胳膊的布娃娃，正对着镜头笑。门牙掉了一颗，笑起来的时候嘴巴张开得很大，露出黑洞洞的缺口。
那是她自己。三岁，或者四岁。
坐在她旁边的女人，一只手搂着她的肩膀，另一只手在整理她歪掉的发卡。那个女人没有看镜头，而是在看自己的女儿，嘴角弯成一个很浅很浅的弧度，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萧水寒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些年里再也没有在任何人的眼睛里看见过。
照片的拍摄地点是一间她完全陌生的房间，不是城南的铁皮屋子，不是水头村的老房子。房间很小，但收拾得很净，窗台上摆着一盆开得正艳的指甲花，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块明亮的四边形。
这就是母亲离开她和陆深的父亲之后、嫁给萧志国之前住过的那个地方。
萧水寒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久到陆深以为她出了什么状况，伸手在她面前晃了晃。
“这个我能拿走吗？”她的声音有点哑。
陆深看了一眼屏幕，没有说话，只是帮她把那张照片另存了下来，复制到了一个新的文件夹里。
窗外开始下雨了。初冬的雨不大，但很密，打在厂房的铁皮屋顶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无数只手指在同时敲击键盘。萧水寒把笔记本电脑合上，把两枚U盘和那张照片的备份一起收进了贴身的口袋里。口袋在腰侧，位置正好贴着肋骨，每一次呼吸都能感觉到那三个硬邦邦的小东西硌着她的皮肤。
它们在提醒她——你不是一个人。你母亲在陪着你。
“信访办那边，我们什么时候去？”她问陆深。
“明天早上。”陆深收拾着桌上的材料，“材料我连夜整理好，一式三份。一份交信访办，一份交检察院，一份留底。我们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萧水寒点了一下头，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如果信访办和检察院都不接呢？”
陆深收拾材料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没有回答，但萧水寒已经从他的沉默里读出了答案。这条路如果走不通，就走另一条。另一条如果也走不通，就走更远的那一条。总有路能走到沈越面前，她不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门都对他敞开，对她关上。
雨越下越大，从细碎的敲击变成了瓢泼的倾泻。铁皮屋顶上像有人在拿桶往下倒水，声音大得两个人说话都要提高音量。萧水寒走到门口，看着雨帘外面那个被水雾吞没的城南。低矮的房屋在雨中变得模糊不清，像一幅快要被水泡烂的水墨画。
她想起小时候有一次也下这么大的雨，城南的排水沟堵了，整条巷子变成了河。母亲把她背在背上，卷起裤腿蹚着没过膝盖的脏水一步一步往前走，送她去上学。水里有漂浮的垃圾和死老鼠，母亲一边走一边对她说：“别看下面，看上面。上面的天是净的。”
她抬起头。雨云压得很低，天空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但她知道云层上面是有太阳的，它一直都在，只是被遮住了。
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萧水寒看了陆深一眼，陆深走过来看了一眼屏幕，摇了摇头，示意她别接。电话响了六声，挂断了。三秒后，一条短信进来了。
“萧水寒，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手上有什么。城南的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母亲的事更不是。给你一个忠告：趁还来得及，离开江州。不要等到有人替你做这个决定。”
萧水寒把短信给陆深看了。陆深读完，把手机还给她，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好像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你怎么看？”萧水寒问。
“说明他们急了。”陆深说，“急了的人会犯错。我们要做的就是等他们犯错，然后抓住那个错。”
雨声把他的话吞掉了大半，但萧水寒听清了每一个字。
她把那条短信删了，把手机揣回兜里，转身走回厂房深处。那台旧笔记本电脑还亮着，屏幕上那张照片定格在一个三岁小女孩和她的母亲之间，阳光灿烂，指甲花开得正红。
她伸手合上了屏幕。
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今天，她只想在这里坐一会儿，和她母亲待在一起。